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，我思考的是人类到底该怎么生活？前几年我得到一个信息，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处在全世界平均生活水平之上的，如果全世界70亿人都像英国人那样生活的话，需要5个地球。所以大家要思考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于是我提出“造物”，还是“谋事”？几千年来，中国的工艺美术历史就是讲究造物。我是搞工业设计的，所以我从工业设计的角度谈自己的看法。工业革命产生在英国，但工业设计产生在德国，为什么？但凡学史的人，或者搞理论的人，或者文人，都认为大生产是粗制滥造。对比贵族社会所享用的东西来说，它的确是粗制滥造，所以我们说它没“人情味”，甚至说包豪斯（Bauhaus）过时了。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。包豪斯不是一种风格，它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，由于大生产，让大多数人都能享用上以往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东西，怎么能说没有人情味呢？时代在进步，工业革命带来大生产，由于分工，所以需要协调，否则就会造成设计与制造不相吻合，工业设计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。穆德修斯（Muthesius）认识了这个问题，他是个官员，不是设计师，也不是艺术家，所以他看问题的层次不一样，他不是看专业的问题，而是看时代的发展，所以他回到德国后，组织了德意志制造同盟，打破了我们至今还延续的、纵向的“行业协会”，第一次构建了我们今天才刚提倡的横向的、协同的“制造同盟”！组织了有银行家、官员、企业家、技术人、建筑师、艺术家，乃至工匠，一同来讨论未来的社会该怎么走，并坚定了必须走工业化的信念，工业化是人类必须要走的一步，所以才会产生包豪斯。这是一个土壤问题，是一个机制问题，否则我们会拘泥于专业，仅仅从专业角度思考人类的未来，就会缺乏一定的方向性。

　　我们国家解放60多年了，改革开放30年，*引进苏联的工业，改革开放后引进其他国家的工业，过去没有的工业我们现在都有了，1957年建成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生产解放牌车，30年过去了，现在三大车厂的技术骨干都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的。从1957年-1987年这30年间，我们造车越来越便宜，效率越来越高，质量越来越好，但仍然是解放牌，仍然是4吨半，轴距没有变，轮距没有变，什么问题？因为人们只看到了“车”，车是什么？车不是目的，仅是实现目的、需求的“工具”。所以30年以后我们仍然要重新引进，引进50吨的，甚至小轿车、集装箱车和工具车等等，这30年又过去了，我们还在引进，消化却始终没有跟上，所以我的看法是我们是有了工业，但并没有完成工业化。

　　图1是有名的微笑曲线，我们靠廉价劳动力、廉价资源，不惜污染自己的国家换来了现在的第二经济大国，这个问题摆在现实面前，我们今后要转型，怎么转？现在所谓的专利，一共有4个层次，我们却只集中在第一个层次——外观专利，因为我们花几千万美金引进生产线，怎么可能去改这个原理，改这个标准？所以我们的设计这60年集中在外观造型，无非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模具，换个外壳，我们大量的专利是外观专利，现在逐渐开始有了实用新型专利，但是发明专利乃至于商业保护专利我们仍是微乎其微。大家都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，但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麦当劳，前几天我去鼓浪屿，那么美丽的岛，上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麦当劳；我们大家都醉心于功夫茶，设计各种精细的功夫茶茶具，认为这是艺术，但是英国黄标袋泡茶却占了全球茶叶销量的60%以上。

　　到底我们要什么？作为企业，通过资源整理，我们希望得到持续增长的利润，我们需要知识来推动，现在我们的工业是引进的，我们引进的生产规则决定了我们的发展方向，为什么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强调产业转型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生产规则来定义市场的机制转过来。改革开放初期是以产定销，市场经济是以销定产。而这个“以销定产”的“销”仅仅是根据引进的技术、装备所限制了的“产”，并不是真正的“市场需求”！现在我们必须转过来，要由用户生活方式来“定义市场”，这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企业经营方式，不再是生产规则定义市场了，这个转变在企业家当中已经开始有了，比如海尔。海尔是一家国际化企业，它有资金链，也有市场网络，什么都有。但缺乏提升品牌价值的突破性产品。1999年亚太国际设计会议上，松下设计部部长在大谈21世纪日本洗衣机新技术的发展方向。我是中国代表，当然矛头指向我了，主持人问“中国21世纪洗衣机会是怎么样？”我又不是洗衣机的设计部部长，我回答一句话让全场哗然，我说“21世纪中国淘汰洗衣机”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13亿人民干净衣服的问题！这正是我们中国要做的“事”，而并不近着眼于“洗衣机”。

　　去年我们请了英国设计委员会的主席做演讲，他讲完了以后，有人马上就问中国的设计该怎么做？他回答“这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欧美国家没有遇到的问题，你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，发展不平衡，你们把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你们就是一流”。所以我们要思考中国到底该做什么？

　　图2是我学生画的漫画——《我们习惯于做什么？》。深圳的鱼好吃，我把它引种到北京，北京马上就吃到好吃的鱼了，但是几年以后就退化，因为我们缺乏思考的精神。比如深圳的鱼好吃，就应该研究深圳的鱼为什么好吃？鱼种是什么？喂的饲料是什么？它的气候怎么样？水温怎么样？我们要开发北京自己的鱼种——这是我们中国人要做的。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这么做，但我们现在却不做了。

　　大家都说中国是制造大国，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激励精神。“制”是什么？标准、工序、流程、规范，这是哪儿来的？引进的。解放牌汽车1957年引进，到1987年我们仍然是那样，发动机是原来的，标准是人家的。我说个家丑，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并到清华，清华有个汽车系，我们要跟他谈合作，清华的汽车系领导非常自豪，说清华汽车系已经有67年历史了，美国三大汽车厂里，清华培养出的人才有多少，占多少比例。我当时一句话就让大家哑言了，我说“67年没有造出一辆中国车来”。我们培养的人在别人的平台做事，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平台？我们是“造”，“造”是运用已有引进的参数、材料、工艺和标准，我们用劳动力、资源造出来，所以我们的企业关注的是订货，是销售网络，是销量，是价格，是广告，所以中国的企业销售老总拿钱最多。

　　什么叫品质？什么叫品格？什么叫品牌？“品”是什么中国人早就很清楚的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不是祥云纹，也不是天圆地方，那都是符号，是随着时代改变的当时的元素。中国讲“品”，三口为品，第一口没吃饱，狼吞虎咽，没有品格；第二口暴发户要摆排场、炫富，肯定没有品位；第三口我们明白要减肥了，我要绿色了，我要可持续，也就是我们祖先讲的要节制，要适可而止，这是中国的传统和精神。

　　古训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而我们现在只讲“利其器”，忘了“善其事”是评价标准，什么叫“利”？老百姓说杀鸡不用牛刀。我一直提倡要把造物转为做事，做事讲究实事求是，什么叫“实事”？这是“定义”问题的过程，就是实实在在地在一个故事里面，有人物、地点、环境、时间和条件，比如你今天在这个会场的需求跟你回到家的需求是不一样的，因为环境、条件、时间不一样了，这是我们要思考的，不是什么造型，也不是什么风格，那些都是结果。曾经有同学举手问“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有风格的艺术家？”我说“等你死了以后，让别人说”。“求是”是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，就像大夫一样，先要诊断，同样是头疼，原因不一样，开的药自然不一样。

　　1990年代中期，深圳华为老板对我说“现在我的工人都是大学生了，全国90%以上学通信技术的博士生、硕士生都在我这儿，日本的技术、英国的技术、法国的技术、德国的技术和美国的技术我基本上都引进了，下一步该我干什么？”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不知道干什么？难道除了引进就没有别的事可干了吗？我当时给他画了一张简图，回去后又详细画了寄给他。消费者都是谁？纵向——不同的人，老人、儿童、残疾人、智障等等；横向——不同的通信需求，目的不一样，我要短信的，我要交流的，我要图文并茂的等等；还有一个坐标轴是环境，是地上还是地下？海上还是天空？是矿井里还是在菜市场？你在每一个轴上任意找一个点，把三点连起来就是通信目的，至于这个目的现实不现实，搞研究的人一列出来就知道了，你引进的技术能够不能做到？不能做到你不就有科研题目和科研规划了吗？

　　对于是椅子好还是马扎好？我们经常会发表意见，消费者可以这么说，但是设计师不能这么讲。我去上海世博会，能扛着一个沙发去吗？肯定拿马扎。什么是好？好是形容词，高级的、好的都不是设计的标准，因为服务的目的不一样，评价点就完全不一样。四合院好不好？我说不好，大家都说好，四合院能解决问题吗？13亿人都能住四合院吗？那是那个时代的结晶，大家庭，四世同堂、五世齐昌，要解决妯娌叔嫂之间的矛盾，用四合院的形式，这是社会关系的解决方案。而我们现在大多是三口的小家庭，二三十年来膨胀的房地产并没有解决这些社会关系问题。以至于我的对门住的清华教授是谁？姓什么？家有几口人？我住了7年，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这是设计师要解决的事。

　　什么叫传统？法拉利车跟古罗马的建筑柱式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在1980年代初就强调过的：“设计不仅是一种技术，还是一种文化，它是一种创造行为，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生存方式。”大家说“你说得太抽象了”，近年来中国人总是看具体的，看得太实了，就被禁锢了。我们之所以能够由此及彼，去粗取精，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抽象思维，我们才能站得更高，才有可能同类项合并，才能够有“风马牛效应”。

　　文化绝对不是市场上看见的那些东西，绝对不是物，那只是表面的；而深层次的是人的理想、观念，以及实现这个观念，将理想怎么变成现实的机制和组织。但我们缺机制组织，我们的设计师不少，培养的设计人员很多，我们也出了些好设计，但为什么要提倡转型，转变发展方式呢？因为优良的种子在板结土壤里还是发不出芽来，所以“良种”和“土壤”这两者是有博弈关系的，不能光培养人，还得有社会创新机制。社会上时尚的EMBA管理实际上大都是生产管理，而设计创新管理却一带而过；在企业里搞设计只是一个体外循环，设计师一离开，又中断了。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思考？所以如果把设计当成一个物的话，你的观念就被它束缚了。

　　如果我出一个题目，请大家设计一个杯子，我相信你们给我的答案不管设计多少年？还是杯子，无非是大杯子、小杯子，高杯子、矮杯子，画林黛玉的、画张飞的，用金的或者犀牛角的，或者是高分子塑料的——还是杯子。我们设计师要设计的不是杯子，名词思考还是动词思考是完全不同的结果，名词思考只能用形容词修饰，本质变不了！而用动词思考就不一样了，动词马上想到是我还是你？我是主动还是你是主动？我在哪儿做动作？我在什么条件做动作？他所需要的宾语（工具、产品）自然就有创新了，就打开框框了，就不需要什么头脑风暴了。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搞头脑风暴，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人们为什么不能理性地想一想呢？

　　比如一堵墙，是石头的，还是砖的，在技术人员看来是非常清楚的，而于设计师来说想的就不是墙了，墙可以什么都不是，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墙，这就是设计师的思考，墙可以做任何事情，长城在古时候是抵御匈奴的，现在是友谊的纽带；勒·柯布西耶设计的廊香教堂的墙是组织光线的；中国的园林，墙是空间的引导，墙的外面还另有天地，墙是引导我们交流的。由于有了“墙阻隔”，所以我才要越过墙，才有可能激发我跟别人沟通。对于设计师来说，墙可以是任何东西，我根本不被墙所束缚，我不被材料、造型、主义或者风格所束缚，我要做事，我要解决实事求是的事，我可以把任何东西拿来做我的材料。墙甚至可以闻出阳光的味道，墙可以树立一个起点，也可以被大自然相隔，正因为有了墙，所以才要开窗、开门。工业设计的本质是要重新组织知识，重新组织产业链，我们现在不能光是强调新花色、新品种，不是时尚，而是要找到全新的产业链，产业结构的调整，这样中国的设计才有希望。

　　大家看看现实，市场上狂欢的商品刺激着过度消费和被商业集团定制的幸福模式，而孕育着奢华追求，沉溺于工业文明表象的技术蓬勃，淡化了我们对污染、对地球资源浪费，对我们子孙生存资源剥削的罪孽，腐蚀了人类的道德伦理观。我们打开电视，看到的不是才子佳人就是帝王将相。19世纪末出现的《资本论》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，20世纪末出现《自然资本论》揭示的是我们在剥削自然资源，剥削的是我们的子孙。前年在清华组织了一个古驰（GUCCI）发布会，范冰冰来做模特儿，20分钟的时装发布，耗时一周装修，耗资800万，奢华的装修在清华美院只留存了不到12小时，这是艺术吗？我们能不能创造出新的发布会模式？设计师的责任是什么？现在整个民族以多为美，以大为美，以奢为美，这是我们艺术家的责任吗？我们有没有责任？

　　所以我说研究型设计将是未来设计的立足之本，否则设计只是个金钱和权力的附庸。设计应是除科学和艺术之外的第三种智慧和能力。如果科学那么强，艺术那么炫，设计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，人类最原始的智慧和能力是设计，是解决问题。我们现在站在巨人肩膀上却只看脚底下，有了现在的科学，有了现在的成绩，我们应该看得更远，我们应该创造新的理论，新的方法，新的视角，来规划人类的未来。

　　现在学科分理科、工科、文科、艺术，这个分类方法是传统的，未来是什么样？肯定要打散，因为这4个学科中，理科是发现并解释真理的；工科是解构、建构的技术；文科是是非与道德的判断；艺术是品鉴自然、人生和社会的途径；设计是什么？设计是在4条腿上面的桌面，我们要做事，要做人类未来的事，这是设计师的宗旨。而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？

　　拿中国人的这句话来结尾，“超以象外，得其圜中”。你只有离开庐山才知道庐山，我们不能在设计圈子里把设计当成一个技术，当成一个专业来学、来推广，必须把它当做社会的发展方向来认识，这样我们才能抓住它的内核。

　　作者简介：

　　柳冠中 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，博导

　　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兼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

　　赖亚楠  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

　　*家具设计品牌DOMO nature创始人

　　2010年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

　　北京家居行业协会 副会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