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4月，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，演出了秦腔《五典坡》、《二进宫》等剧目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应邀出席观看，那种人山人海的呼应声，使他备受感动，当时他对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说：“你看，百姓来的这么多，老年人穿着新衣服，女青年擦粉戴花的，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，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。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，但就是内容太旧了，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。”

　　工会负责人指了指坐在他身后的柯仲平说：“这是文协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）的老柯，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。”毛主席当即转身问：“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？”柯仲平连连回答：“应该，应该。”毛主席说：“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。”

　　毛泽东指示文协的柯仲平着手创作新的秦腔剧本，而且在1942年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指出，包括戏曲在内的文艺界要肩负起团结民众，鼓舞民族之心的使命。从此，秦腔进入了一个变革的时代，紧紧地与中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事后三个月，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便组建成立了，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团名。剧团成立之初，条件异常艰苦，大家住在宝塔山后的一个窑洞里，据柯仲平后来回忆说，“男女仅隔一道布帘，演出连个汽灯都没有，更别说服装道具了。”实在没辙了，柯仲平去找毛主席，主席当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大洋给了柯仲平。老柯喜出望外地跑回来，购置了服装、道具、汽灯，还买了一头拉戏箱的毛驴。

　　后来贺龙从晋西北回来，柯仲平又去向“贺胡子”“诉苦”，贺龙又拿出了身上的20元法币，再回到前线后，又让刘白羽捎回了一批缴获日军的皮鞋、呢子衣服、钢盔、战刀等，以做演出道具之用。有一次，李富春对柯仲平说：周恩来和博古同志从蒋管区回来了，他们是国民党的参议员，可能有钱。柯仲平就急忙给两人写了信，结果每人给了50法币。剧团就在这些领导同志的支持下，一天天办得红火起来了。

　　很快，剧作家马健翎便创作出了表现抗日题材的方言话剧《国魂》，在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，毛泽东也来观看了，演出后在接见剧组时，他对马健翎说：“你这个戏写得很成功，很好，如果把它改为秦腔，作用就大了。”马健翎很快便将《国魂》改成了秦腔，再演出时，毛主席又来观看了一次，不仅跟观众一起鼓掌、叫好，而且在演出后，还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信，对戏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：“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，应该把戏的名字由《国魂》改为《中国魂》”。从此，这部名作，便叫《中国魂》了。

　　1944年毛主席再次明确提出“新秦腔”的口号。1950年，毛泽东接见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代表时，握着易俗社副社长高培支的手问：“老人家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高培之回答说：“陕西易俗社。”毛主席说：“你们是剧团，有长久的历史。”高先生事后常激动地对人讲：“毛主席知道我们易俗社，这是易俗社最大的光荣，是对辛勤创建、发展易俗社的已故的和在世的同仁们最大的安慰。”

　　1958年2月14日，正在长春拍摄秦腔艺术片《火焰驹》的易俗社演员得知了一个让人惊喜的消息：“毛泽东主席要来片场探望演出人员。”包括秦腔*表演艺术家陈妙华在内，易俗社每一个人的心中此刻都充满了紧张和期待。果然，毛主席如约而至。易俗社为主席呈现了自己的经典剧目。毛泽东主席在片场亲切地接见了易俗社的演员，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鼓励。

　　正是因为毛主席说过的“秦腔是对革命有功的戏”这句肯定的话，使得秦腔和易俗社在抗日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借力发展，引导着民众思想，影响着社会习俗，一直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，易俗社也一度在八十年代达到发展顶峰，红极一时。

　　毛泽东曾经说过，“秦腔是对革命有功的戏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