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场是干什么的？当然是为了商品交换，可如果仅仅如此，那证券市场和菜市场就没有区别了。作为更高级的市场，证券市场该有发现价值、反映预期的功能，把市场隐含的预期提供给投资人，让人们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范畴内，做出应对策略。所以，证券市场里应该有很多金融工具，比如融资融券、期指期权、套保等等。 

　　没有期货交易的市场是个半身不遂的市场。现在，沪深股市有了融资融券了，但还缺少一些配套的东西，随时可能诱发一些隐患。在变生肘腋之时，风险很大。

　　与现货交易相比，融资融券更多、更集中地反映了市场预期，也利用杠杆放大了盈亏。就比如一座煤矿，收益固然客观，但也随时面临塌方的可能。收益和风险都放大了，谁愿意下矿井都可以，事先做好心理准备，然后买者自负。既然如此，在风险和收益双重放大时，就要给下井者更大的自由度。比如，随时可跑出来。当然，也许你跑出来后发现原来虚惊一场，那就再回去。再比如，坑道要通畅，必须确保矿工能飞跑出来，而不是一步步挪出来。

　　从投资上说，融资融券也要让投资人能随时跑出来，比如做多者单子刚成交，发现股价向下飞落，这时候要能马上平仓，并反向开仓，不必等到明天，这就是T+0。同时，股价向下飞落时，投资人要能不计成本地平仓，不能说，到了10%的跌停板了，卖不出去了。

　　对于做空者，风险更大，因为做空者有一个天然的敌人――不断印出来的*，对于做空者，T+0和取消涨跌停限制，更有必要。有了这两条，融资融券者才谈得上愿赌服输。

　　形象地说，融资融券是一匹四条腿的马，T+0，取消涨跌停板，是两条前腿，有这两条腿，股市才能向前迈。如果没有这两条腿，就难免马失前蹄。

　　1987年美国股市大蹦极，一天就跌去了22%。相当于两千点的上证指数一天跌去了450点，一下子打到1600点以下，可怕不可怕？试想，如果遇到这样的跳水，当天卖不掉，一卖跌停板，情形会怎么样？

　　毕竟，融资融券的首要条件就是，自由交易。因此，融资融券还要有两条后腿，一条是三公原则下的信息披露，投资人必须能公平、平等地获得信息，能在平等的信息基础上做出决策。说个笑话，上个世纪初的美国股市，企业发行了多少股票，发行了多少可转债，投资人都不知道，连总股本多大都不清楚，这个股票还怎么做？有一次，多头把股价推向巅峰，企图逼死空头，他们一度控制了总股本的90%，在外面的只有10%了，如空头买不回足够的股份，就只能坐牢，或者跳楼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交割日那天，空头大鳄在柜台前大模大样地打开皮包，拿出了企业在欧洲发行的可转债凭证，要求转股之后交割，巨额的可转债冷不丁冒出来，整个美国市场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个事儿！吓人不？一下子，甚嚣尘上的股价土崩瓦解，胜利在望的多头分崩离析。发行了那么多可转债，美国市场不知道，连做多的大鳄们都不知道，现在看起来是笑话，可当时就是那个样子。

　　你可以想象，这样的市场怎么可能不跌？难怪1929年至1933年，道指从381点跌到了42点，哀鸿满天，尸横遍野。别忘了，当时很多人还是用杠杆的，连格雷厄姆那样知名的保守主义投资人都差点破产。接下来20多年，炒股或者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不正经的行当。

　　所以，巴菲特成功了，因为他在美国人还对股市心有余悸的时候开始了投资生涯，而父辈亲朋在大崩溃时候的困窘，让风险意识深入了他的心灵，到老了，还絮叨着“第一是保本，第二是，不要忘记第一条”。

　　融资融券的第四条腿，就是自由市场的精神，这是这匹马最重要的腿。将来会出现疯狂做多的时候，真到那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中国梦来自实体经济的孜孜以求，优秀企业的艰难缔造，绝不是靠做多者的疯狂。要清醒地对待狂热，抑制泡沫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人们往往诅咒刺破泡沫的那根针，却不痛恨吹起来的大泡沫。日经指数从1989年的三万九跌下来之后，很多日媒谴责国际投行、资本巨鳄如何做空日本，如何阴谋地把日本拖入“失去的十年”(后来叫作“失去的二十年”了)，却不肯想想：泡沫是谁疯狂地吹起来的？当泡沫吹得很大时，面对方方面面的警告和质疑，是谁在信誓旦旦地强调，日本与别国不同，有日本的特色？

　　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如果到了有人疯狂做空时，也不要说人家“亡我之心不死”、“居心叵测”，不要说谁谁阴谋论，应通过市场博弈提前击溃炒家，把泡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内。在巨大损失之后再以道德论调口诛笔伐，既无能，又无理，还无效。真到了那时，最重要的，是按市场规则办事，该交割交割，该平仓平仓，愿赌服输，开户时，风险要三令五申，交割时，输赢要执法如山，所谓义不行贾，慈不掌兵，维持一个公平交易的市场高于一切。

　　说来说去，融资融券就是一匹有四条腿儿的马，少了哪条腿儿，都是瘸马，何况，我们少的还不止一条腿。如果自己的市场有缺陷，就难免有人投机取巧，甚至对症下药。期盼市场能尽快完善起来，在刀光剑影、云谲波诡到来之前，能做好准备。